本报讯（记者陈晓梅）九八年以来在读书界、出版界受到一致好评的《中华活页文选》最近又爆出了新话题：在中华书局宣布“恢复出版”不久，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声称该书的专有出版权在己，由此引发一场京沪之间的品牌归属之争。
今年1月1日，中华书局在京宣布：“恢复”出版《中华活页文选》。据介绍，《中华活页文选》由中华书局创刊于1960年，内容以介绍我国古代优秀文史哲作品为主，影响巨大。但“文革”期间被迫停刊，后虽于1973年至1976年间恢复出版，但内容大变，成为“评法批儒”的工具。此次中华书局为适应当代读者需要，恢复出版《中华活页文选》，从形式到内容都进行了全新的创造。新版“活页”分为成人版和学生版，采用文章选读的形式，由一流专家主持撰稿，行文适应大众读者阅读特点，价格低廉，融思想性、实用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力求在保持原有风格基础上体现新的时代风格和特点。
该书自今年1月1日推出，即得到广大读者认可，在图书市场上风靡至今，在今年初的北京春季订货会后的数月中，共订出45．6万套，达6642万码洋，成为古籍出版界引人注目的“明星”，新闻媒体已多有报道。
就在《中华活页文选》声誉日隆之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日前在沪上一些媒体表明态度：声称对《中华活页（叶）文选》拥有著作权，北京的中华书局并未编辑出版过此书，故其宣称恢复出版，实属“袭用品牌”。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该社原名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1956年，1958年与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合并改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作为全国仅有的南北两家古籍专业出版社，中华上编与北京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各有分工，均为独立核算的出版单位。中华上编受上海市出版局领导，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两家出版单位合用一块牌子，但有明显区别，凡中华上编出版的书籍均标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中华活叶文选》即是中华上编策划并出版的，从1960年到1966年，共出版100组和5辑合订本，1978年，中华上编改名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又继续出版《中华活叶文选》，至1991年新出140组11辑合订本。该社指出，《中华活叶文选》从策划到编辑出版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包括原中华上编）独家制作，拥有无可争辩的著作权，数十年中几代编辑学者的努力和心血已使《中华活叶文选》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上海古籍出版社是这个著名品牌的创立者，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北京中华书局从未出版过《中华活页文选》却宣称恢复出版的行为“其袭用品牌的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该社还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下，应提倡公平合理的竞争，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此论一出，舆论哗然。《中华活页（叶）文选》品牌究竟属谁成为读书界的一个新话题。
北京的中华书局随即亦向记者表明态度。该社称，中华书局1912年在上海成立，1954年将总部迁至北京，在上海分设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该处与古典文学出版社合并改组为中华上编，这是中华书局在上海设置的分社性质的机构，在经济上虽独立核算，但并没有独立的出版资格和出版名义。当时中华上编所编辑的图书包括《中华活叶文选》，出版者无一例外都是中华书局。自1912年成立至今，在中国内地只有一个中华书局，而没有第二家。
在由该社提供的60年代《中华活页文选》版权页上，记者看到，上面注明的是“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上海绍兴路7号），中华书局出版（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版权页上还标明了“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的出版许可证号码。此证正是中华书局一直延用至今的出版社序号。该社认为，其与上海古籍之间的品牌之争根源在于两者对于历史渊源认同上的差异。
至此，双方各执一词。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关人士还谈到，二十多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了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上编的许多图书，其中有不少是名牌书、看家书、常销书，北京中华书局从无异议。长期以来，双方形成共识，上海古籍出版社不会出版六十年代中华书局的书，北京中华书局也不会出版中华上编的书。有些共同合作项目，如“二十四史”校点本，其中6种系上海编辑，经友好协商，归北京中华书局成套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未与之计较。如若活页先例一开，将会造成出版秩序混乱，因此不容小视。作为国内两家知名古籍出版机构，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之间的争执确实引人关注。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上海的当事双方的有关人士，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著作权、版权专家等，想探究这一争端可能出现的结局。
应该说，现在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原中华上编）原本关系密切，目前这种争端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问题，背景是十分复杂的。双方都应该承认历史的延续（如品牌、著作权、专有出版权等等），而不能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的一些概念规范甚至名词去框定过去既成的事实。在采访中，一些专家对此次品牌之争也是各持所见，但有一点却是比较统一的，即此次品牌之争还是以不争为好。《中华活叶文选》可以说是60年代我国古籍出版者与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努力创造出来的一个优秀品牌，其物美价廉、灵活便捷的形式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至今仍为四五十岁的人怀念就是一个例证，其品牌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但自1966年停刊后，其间虽曾复刊，在改革开放时期也曾有十多年的出版历史，但影响却大不如前，以至于到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因古籍图书市场的变化而暂停了出版（据古籍社称，该社也原拟于今年恢复出版新时代新特点的活叶文选，只是中华书局抢先了一步而被迫采取了观望态度。已于近日重印1960－1991年间的全套《中华活叶文选》，并将在广泛听取专家和读者的意见后，继续出版新的《中华活叶文选》）。虽有人认为，中华书局在“恢复”出版上理由尚欠充分，但中华书局对新形势下的古籍出版做出了积极探索，新版的活页文选无论选题、内容、形式及市场操作都可称是全新，从目前情况看可以称是成功的。而这种创新无论是对《中华活页文选》这一品牌还是对于目前尚处低迷的我国古籍出版市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有关专家认为，品牌意识的觉醒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产业发展中的一个可喜的现象，也是出版产业走向进一步繁荣的重要因素，但对于涉及计划经济条件下特殊背景下产生的特殊问题，还是宜采取“和为贵”的态度，那个时代留下的优秀的图书品牌从大的方面讲是属于全社会的，应当充分利用，使之回报社会。对于这些特殊问题，出版界似应少些争执，多做实事。对于此次《中华活页文选》品牌之争，专家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认同现实，下不为例。
专家呼吁：两家出版社应加强沟通，携手合作，认同现实局面，共同繁荣古籍出版市场。
作为一些历史情况比较复杂的出版机构，其一些图书品牌、著作权、出版权的情况也较复杂，尤其是一些看家书、重点书往往引起一些纷争，而过多的纷争对于维护图书市场的正常秩序会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因此，有关专家呼吁，对于此类情况，一是有关部门应做一些适当规定，明确“产权”的归属，规范出版社之间的竞争行为。二是出版界也应达成一种共识，对于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些品牌应尊重其历史传承关系，基本维持出版现状，减少不必要的纷争，以维持出版市场的正常秩序。三是涉身其中的出版机构也应早做打算，以注册商标、签订合同、进行公证等形式明确品牌、著作权、版权的归属，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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